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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全新编辑整理的“王元化著作系列”第一辑正式出版。王元化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思想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写作,著述宏富,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等领域成绩卓著。而此次出版的著作系列中,《读黑格尔》一书呈现了王元化通过研读黑格尔《小逻辑》和《美学》两部著作,对展开的知性、情志等哲学概念及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一篇。

我开始接触黑格尔是在隔离审查的第二年。经过一年多时间,我的问题基本清楚了,内查外调已经结束,我被允许读书读报。我读的第一本黑格尔的书,是一九五四年三联书店初版印行的贺麟译《小逻辑》。这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前的商务本子重印的。这本书我现在还保存着,纸已发黄,封底业已脱落。在最后一页上记载着:“一九五六年九月七日上午第一次读毕。”下面有这样几行文字:“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开始很吃力,但越读兴味越大。深刻,渊博,丰富。……作了重点记号。作了第一次笔记。”时间过去整整四十年了,我已记不起当时所记的笔记内容,这本笔记早就遗失了。

记得初读《小逻辑》时,宛如进入一个奇异的陌生世界。我完全不能理解黑格尔所用的专门名词和他的表述方式。费尔巴哈曾经说,黑格尔将具体的例证都放到脚注中去了。他的正文是思辨性的、抽象性的。试想这怎么能够使一个从来不习惯于思辨思维的人去理解它?在读《小逻辑》的开头几天,我完全气馁了,几乎丧失了继续读下去的勇气。可是我想我应该像许多开头并不懂黑格尔的读者一样,无论如何应该把这部难读的书读完。我打算反复去读,先通读一遍,然后再慢慢细读或精读。这个决心一下,我驱走了失望情绪,耐心地去读第二遍。在上面提到的那本现已破旧的《小逻辑》最后一页上,我记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下午第二次读毕。此次历时两个多月,做了十一册笔记,共三百二十六面,约二十万字左右”。

第二遍阅读时,开头很缓慢,每天早上只读书中的一节。我要求自己尽量读通读懂,对书中的某些疑难问题,有时一直从早上考虑到下午。这样一点一点去消化,使我养成了一种钻研的习惯。我从一些艰深著作中得到了读书之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六十年代初,我向熊十力先生问学时,他批评读书“贪多求快,不务深探”的作风,而提倡“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使我深锲于心,即由于我有过上面那一段读书体验的缘故。这次所写的十一册笔记连同差不多时期所写的读《资本论》第一卷的十来本笔记,我于一九五七年隔离结束后带回家中,“文革”动乱中也没有随同其他书札一起被毁,幸而保存下来。两年前我将它们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了。

在一九五四年三联初版印行的《小逻辑》最后一页上,还记载着“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三次读毕”,下面没有附加任何说明。现在本书所影印的《读小逻辑笔记》就是第三次读毕之后所写的笔记,记笔记的时间约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光景。我读黑格尔《小逻辑》共有三次。韦卓民先生在通信中,曾称我读黑格尔“韦编三绝”即是指此。这三次阅读《小逻辑》是就通读而言,至于平时翻阅检索的次数,就没有记录了。我应该承认,如果说我也有一些较严格的哲学锻炼,那就是几次认真阅读黑格尔《小逻辑》为我打下了基础,使我以后可以顺利地阅读黑格尔的其他一些著作。

自从读了黑格尔哲学以后,我成为黑格尔的景仰者。我觉得他的哲学具有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妄的思想力量。我曾经一遍一遍重读书前所载黑格尔在柏林大学授课前向听众所做的《开讲辞》:“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那隐闭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我每次读《开讲辞》这几句结束语,都会感到心情激荡,它体现了文艺复兴以来对人和人的思想充满信心的那种坚毅的人文精神。在那些愁苦的岁月中,它增加了我的生活勇气,使我在隔离中不致陷于绝望而不可自拔。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数十年过去了。虽然我这些年不再像过去一样,怀有对于理性主义那种近似宗教式的热忱,但我仍牢记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这句话。

《小逻辑》给我的最大启迪,就是黑格尔有关知性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证精辟的文字对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解放作用。因为知性的分析方法,长期被视为权威理论,恐怕至今还有人在奉行不渝。它使我认识到,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把知性作为认识的一种性能和一个环节是完全必要的。这可以纠正我们按照习惯把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类,以为前者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外在联系的认识,而后者是对于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按照这种两分法,我们就很难将知性放到正确的位置上,甚至还可能把它和理性混为一谈。知性和理性虽然都是对于感性事物的抽象,但两者区别极大。知性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并不可能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德国古典哲学的说法,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段式去代替有着明显缺陷的感性-理性的两段式。那时我在隔离中,虽然前途茫茫,命运未卜,却第一次由于思想从多年不敢质疑的权威理论中解放出来,而领受了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欢乐,这是凡有过同样思想经历的人都会体会到的。

我隔离结束回家后,利用长期等候做结论的空暇,重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篇不长的文字中所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我们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一般认为这个说法很难纳入认识是由感性到理性的共同规律,于是援用《资本论》第二版跋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来加以解释,以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指“叙述方法”。对于这一说法我一直未惬于心。当我根据《小逻辑》中有关知性的论述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时,渐渐从暧昧中透出一线光亮。越思考下去,问题越变得明朗。就马克思在《导言》中对这问题的说明来看,我认为马克思也是运用了感性-知性-理性三段式的。如果这样去理解他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所做的说明,问题就变得明白易晓了。马克思在《导言》中仔细地阐释了这个方法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把他说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即指感性)-第二阶段“分析的理智所做的一些简单的规定”(即指知性)-第三阶段“经过许多规定的综合而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即指理性)。问题太明显了,这三个阶段不是阐明感性-知性-理性又是什么呢?这一发现不禁使我欣喜万分。我觉得我的诠释是切合《导言》本义的。同时,用感性-知性-理性代替感性-理性的想法,由于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诠释中得到印证,更使我对自己的观点加强了信心。我很希望自己的愉快别人也能分享,一九七九年我有了投稿的可能,就把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解写成一篇短文,投寄《学术月刊》。这是我在沉默二十多年后发表的第一篇哲学文章。但是它并没有得到什么回应。我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看法。两年多以后,我比较充分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写了《论知性的分析方法》,发表在上海另一个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我批评了在理论界盛行不衰的“抓要害”观点。所谓“抓要害”即指抓主要矛盾或抓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在文章中说,“这一知性分析方法经过任意搬用已经成为一种最浅薄最俗滥的理论”。当时“文革”结束不久,黑格尔大家对大批判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滋味记忆犹新。这篇文章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在它也没有完全被人遗忘,偶尔还被人提起。

一九八三年初,我们在天津迎宾馆为周扬起草那篇惹起一场风波的讲话稿时,他听到我对知性问题的阐释很感兴趣,坚持要我在讲话稿中把这问题写进去。我说在此以前我已有文章谈过了,他说没有关系,可以在讲话稿中说明他对这观点的赞同。这篇讲话稿后来成为引发一次事件的开端。在这次事件中,知性问题虽然不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也受到株连,被指摘为和权威理论唱对台戏,“要回到康德去”。对于这种责备,我一直沉默着,现在也不准备回答。我只想对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批判者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回避了我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诠释呢?要知道除非在这个问题上将我的论据论证驳倒,你们是不能稳操胜算的。

最近我在文章中常涉及黑格尔,只是想清理自己的思想,就自己受到黑格尔影响的那些观点,进行剖析,提出新的认识。这些年我几次在文章中提到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就因为过去我对这个问题十分信服。六十年代,我曾向一位研究精神病理学的周玉常医生请教人的生长过程。在他的帮助下,我认识到从受精卵到胎儿,几乎在大致上重复了从动物到人的进化史,即由单细胞生物发展到高级动物的生命史。我又从阅读中知道,可以从不同年龄的儿童的认识过程(有人曾把这一过程分为特化阶段-泛化阶段-分化阶段-概括化阶段四个时期),来探讨早期人类的认识史。我以为这些事例都可以作为历史与逻辑一致性的佐证,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信的研究方法。比如我们如果要知道概念是怎样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或美感怎样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只要注意对婴儿的观察,记录他们在不同发育成长阶段的认识活动或意识活动,就可以测知大概近似的情况了。我还发现,黑格尔本人的著作也是根据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原则来构成整体的框架的。不仅《逻辑学》《美学》《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各书如此,而且我们还可以将《小逻辑》和《哲学史讲演录》加以对勘来读。因为在逻辑学中,各个概念出现的程序,正是和哲学史上各个概念出现的程序同步的、一致的。这些理论上的思考和发现,使我对黑格尔提出的这一原则深信不疑。

可是后来我的意见改变了。我开始对这一信念产生动摇,也是在近几年的反思时期。正像这一时期我的某些看法发生变化,不完全是借助书本的思考,而是来源于生活的激发,这一次也是一样。数十年来,在思想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即所谓以论带史。研究问题,不从事实出发,不从历史出发,而从概念出发,从逻辑出发。这一风气不限于史学界,而且是弥漫在各个领域,甚至渗透在生活中。后者带来的深刻教训是使人不会忘记的。运动中妄加给人的罪名,往往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根据逻辑推理作出的。所以后来我在讨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时,曾以审案为例。我说应当强调法律上的“证据法”,而不能根据逻辑推理,或根据我国传统审案的所谓“自由心证”。因为在审案中根据逻辑推理可以构成的罪行,在事实上却往往是无辜的,这一点在“文革”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逻辑性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历史和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并不能代替前者。黑格尔哲学往往使人过分相信逻辑推理,这就会产生以逻辑推理代替历史的实证研究。无论哪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一旦陷入这境地,就将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脱离了大地之母一样,变得渺小无力了。我读了黑格尔以后所形成的对于规律的过分迷信,使我幻想在艺术领域内可以探索出一种一劳永逸的法则。当我从这种迷误中脱身出来,我曾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写进《〈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这里我扼要记述了我近年对于黑格尔哲学反思的经历。我相信,了解这些经历,就会理解我在某些观点上的改变,并非见异思迁或趋新猎奇,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过程的。这样就会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我的思想变化,而不致妄测这种变化的原委,或轻率地说“嘿,看看他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而加以讥嘲。我并不是简单地希求别人的同情性的理解,而是想以自己的经历昭告后来者,使他们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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